《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强调，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好地发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动力源作用，要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机制。长江经济带覆盖11个省市，经济总量接近全国一半，具有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的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党中央格外的重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习对这两项重大国家战略作出了重要部署。习强调的“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更好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昭示了这两项国家战略可以统筹联动、相得益彰，进而推动我们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1.0版即以生产协同为主，进化为区域协调发展2.0版，即包括生产和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协同发展，以实现《决定》提出的改革目标。在这个进化过程中，长江经济带应该且能够对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呈现以生产协同为主的局面，即东部地区开放先行、热情参加全球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同时推动产业体系升级、低端产能溢出；中西部地区输出劳动力，并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较低要素成本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依然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长江经济带必须在不断强化长三角“创新源”“开放极”作用的同时，激活长江中上游的创新要素和开放条件，以率先形成区域协调发展2.0版的全流域分工合理、协同高效的生动局面。

  长三角地区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又是发展先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高，2023年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36.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超过40%，要探索更多的制度型开放经验，成为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成为联动长江经济带、辐射全国的“创新源”乃至全球科学技术创新中心。长三角地区还要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心节点和战略链接的关键作用、扛起优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的重要责任，把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发展腹地，也作为创新效益释放地和抵御外部冲击安全区，纳入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支撑范围。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创新要素和开放条件各具特色，科学技术创新基础、科技人才队伍、产业发展体系在总量上已经颇具规模，而要按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长江中上游地区要正确处理分工与协同、创新与风险的辩证关系，既要加强工业化、城镇化和数智化等基础设施“硬”提升，更要注重营商环境、技能提升和创新氛围等“软”优化。不仅要关注政策的统一性和规则的一致性，更要注重执行的协同性，培育尊重企业家、尊重原始创新、尊重市场规律的社会风气，积极培育本地科技型初创企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长江中上游地区要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要素联动的创新思路，真正把各类人才的创造性激发出来，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区域特点的技术应用场景，探索适合内循环的新质生产力优化组合方式，逐步培育出本地独角兽企业和瞪羚企业，形成内生的新质生产力，以此对接国内外先进研发中心，驱动经济高水平发展。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